【武当山与全真道教韵学】

        湖北武当山从唐宋时期道教就十分兴盛，到[文]了明代，因为皇室宠信的原因，武当道教兴[章]盛达到顶峰。有的学者认为，武当皇家道教[来]科仪、音乐影响了明清全真经韵音乐。

        1. 全真道教与武当山

        史书说早在周朝时期，武当山已经有隐士居住，东汉时，寻仙者成为时潮，这里成为修仙炼丹家们向往之地。据《图经》载“武当，神仙窟宅，自黄老设教，神仙至人栖之者众”。著名的隐士炼丹者有尹喜、尹轨、戴孟、马明生、阳长生、谢允、徐子平、刘怀道、刘虬、诸葛亮等。

        宋代统治者极力推崇和宣扬武当真武神，奉为“社稷家神”、“佑圣”等，并在武当山设观堂，建五龙观、紫霄宫等观庙祀奉真武。明朝诸帝把武当山作为皇家“告天祝寿”的重要道场加以庇护和扶植，使武当道教组织发展迅速，时有“九宫八观”、堂、庵、庙等七十余处，基本奠定了武当山道教建筑的格局。

        全真道士首先进入武当的，是陕西合阳人吉志通，他师从马丹阳弟子乔潜道和潘清容，“后居武当山，十年不食火食，但饵黄精、苍术，精神清澈，行步如飞。”在陈教友《长春道教源流》一书中，丘处机去世之后的全真法嗣，第一名为鲁大宥(号洞云)，宋金时居武当四十余年，蒙古军占领襄阳后赴陕西寻访全真道，“西绝汧陇，北逾阴山，至元十二年归，与汪贞常等修复五龙宫。”鲁大宥西行寻访全真道之时，吉志通已在武当；鲁返武当，吉已仙逝(中统甲子岁)。后来鲁大宥授徒张守清，形成武当本山派，成为近代武当道派的主体。记录鲁大宥师徒事迹的元程矩夫《大天一真庆万寿宫碑》没有记录鲁大宥师从全真道的传承，但《长春道教源流》认为“乔潜道弟子吉志通居武当盖在襄阳未陷时。大宥当先闻全真之学于志通，其后西绝汧陇，北逾阴山，则长春弟子演教之地也。武当传全真教盖自大宥始。”在陈教友眼里，鲁大宥既是马丹阳法嗣，又是龙门派传人。《武当道教史略》记载：“南宋末，北方全真道盛行，鲁洞云北上访道全真，自然要融贯吸收全真道的内丹学，但就其道派授受来看，他并非是全真派道士。他先后度徒众一百多人，最得意的弟子张守清精通清微、正一等派道法，而不称是全真派。”虽然鲁大宥难以认定为全真道传承，但在《长春道教源流》中，紧随鲁大宥的汪贞常，确实是属于全真道，并列为丘处机法嗣。汪贞常同鲁大宥一起到武当，为修复受战争破坏的武当宫观功劳甚巨。其弟子张道贵又礼清微派黄雷囦习正一道法。陈教友认为“鲁大宥、汪贞常俱全真弟子，张道贵师贞常而学于雷囦，盖全真而兼正一派者。逮张洞囦而所学大行，于是武当遂为全真别派。”

        汪贞常法孙单道安后来于明代洪武初年“西游西华、终南诸山，仍居重阳万寿宫。”清初，龙门派在武当盛行，开办起十方丛林，肇始其事者，是两个来自陕西的龙门道士。一个名叫白玄福，号柱峰，陕北延川县人，龙门派第四代。“入武当山修真，顺治十三年嗣修明真庵，为聚徒讲道之所。”“又于康熙元年抚治王公倡行，修复太子坡复真观，白福元主其事。”另一位名叫杨常炫，山西人，明末弃家登华山，后迁嵩山，再迁武当北岩。在白福元和杨常炫的努力下，全真道龙门派在武当得到大规模发展，到康熙年间，太子坡道观成为龙门派向全国传播的一个重要基地，以至龙门祖庭之兴复，都有赖于武当道士。

        明代是武当道教鼎盛时期。明太祖朱元璋曾授武当山道士丘玄靖为嘉仪大夫、太常寺卿，并遣高道多次请武当全真道士张三丰入朝为官。明王朝除不惜血本大建武当宫观外，还加强了对武当山的管理。据不完全统计，明王朝为扶植和管理武当道教，先后颁降圣旨敕诰三百多道，御制碑文近百通。将武当山所有道士作为皇帝御用神职人员供养，从全国钦选四百余名道行高深的道士到武当山为道。嘉靖年间，武当山全山有道官、道众、军队、工匠等一万余人。另有上千人在此耕种，供赡道士。当时，武当山是全国各地道士定期朝拜的“圣山”，是全国道教活动交流的中心。

        2. 全真道乐与武当“皇家音乐”

        武当道乐具有中国道教音乐文化的一般共性。这就是它的多源性、融摄性、延续性和保守性。它受宫观组织和清规戒律之制约，较少受战争、灾害等世事动乱冲击，主要靠口传心受(少数情况下用手抄乐谱辅助)，严格亲手传授，不允许随意改变，向来以“死全真”之称的全真道传授要求更为严格。武当道乐具有下列个性特征：

        武当道乐与皇室宫廷廷雅乐关系特别密切。自唐以后历代皇室直接扶持并经营武当道场，至明代达到顶峰，修理宫观，安置神像，科仪法事，配置乐舞生，均纳入皇室宫府议事日程，宫廷雅乐给武当道乐以影响，是武当道乐具有庄严典雅气质原因之所在。

        元、明两代，武当山各宫观提点及焚修、祀典道士分属全真、正一两大派，道士长期同室咏讽经乐。明代不断从外省名山抽调道士充实武当道场，外地道士常来武当道教丛林云游挂单。相互吸收，繁杂渐归统一是是武当道教音乐的主要特点。

        明代，是武当道乐发展最辉煌的时期。由于武当道教受到明成祖朱棣的推崇，大建武当，使武当山成为“皇室家庙”，并从全国各地钦选四百多名高道分派到武当山各宫观办道；祭祀也按宫廷制度设置“乐舞生”(受过宫廷祭祀音乐训练的御用演礼、诵经、奏乐的人)；经常在武当山设坛建醮，少则三七天，长则四十九天。在武当山形成了“仙乐忽从天外传”、“仙乐飘飘处处闻”的景象。

        武当山道教音乐有三大特色。第一，音乐与斋醮仪式密切联系，有浓厚的宗教色彩。第二，在祭祀时用宫廷音乐的韵调庄严、肃穆、恬静与稳重。第三，使用自己的韵调“武当韵”，其风格清幽、典雅、古朴，而不尚华彩，具有浓厚的殿堂气息与宗教韵味。

        全真道教从元代初期开始进入武当山，并且引进全真斋醮科仪等文化形式。明皇室扬正一抑全真，使得全真道教在明朝一度低落，许多全真高道隐居武当，寻找机遇。大概因为武当山是明皇室“家庙”，因此清初的一些明代遗民纷纷入武当为黄冠，如：二虎王、白元福、杨常炫等。这些人在武当山办学收徒，弘扬教法，造就一大批道学人才。据《太上律脉源流》称：全真龙门派第十四代祖师赵复阳二十五岁辞尘，远游至武当、茅山及吴越间。[1]尤其是清初的王常月祖师继北京白云观传戒以后，经武昌至武当玉虚宫，开坛传戒，将北京白云观的全真斋醮科仪以及传戒仪规流传于武当山，再一次造就一大批武当高道，这些高道在清初全真道教“中兴”时期，分赴全国各地阐教，使得全真斋醮科仪、经韵、音乐传播各地。

        《武当道教史略》中说王常月可能在康熙十一年左右从江浙一带立坛说戒，从江浙北上时或回到北京后又南下武当立坛说戒的。龙起潜在《初真戒律·序》中说：昆阳王老师，得戒法于复阳赵真人，当世祖章皇帝时，于京都白云观，设立戒坛，传戒演钵，一时授受弟子千有余人。嗣而移舄，广演于江浙间，声教四溢。昔余识师于江南之隐仙庵，私心巳尸祝之矣。因狂心未歇，难遽投拜。今朝谒武当，幸遇师传戒于玉虚宫中，遂发心皈命而受持戒律。[2]

        又据龙门派第八代律师谭守诚自述中说王常月真人：“言余真诚不苟，携余前往武当演教。”[3]王常月在武当山传戒培养了大批武当高道，这些人后来分赴全国各地传道，确实起了“中兴”全真道教的作用。这些人有张静明、张真源、齐守山、王常文、王常安、詹太林、蔡太智、余太源、谢清忠、陈清觉等。后张静明、张真源、王常文、王常安、蔡太智等常住武当太子坡复真观广收门徒，广演全真教风，太子坡被誉为“全真龙门派法眷第五房”。从武当太子坡分赴全国各处有显著成绩的高道有以下各处：

        (1)传入四川成都

        武当太子坡道士陈清觉(1606-1705)，明末清初著名全真高道。号烟霞子，又号寒松，少年登第入庶。后见世事变乱，便辞官隐居武当山太子坡，礼全真道士詹太林祖师为师。康熙八年(1669)入蜀常住青城山天师洞，主持维修全山宫观。后下山至成都青羊宫。康熙三十四年得成都府臬宪赵良璧资助修建二仙庵，并受康熙大帝召见。康熙四十一年敕封为“碧洞真人”，御赐“碧洞丹台”，开创龙门派碧洞宗。后长州人张清夜(1676-1763)至武当山太子坡拜余太源为师，雍正七年(1729)至成都武候祠任主持，乾隆八年(1743)，成都令夏绍、华阳令安洪德重修青羊宫，请张清夜主持青羊宫，著《玄门戒白》、《阴符发秘》，据传还著有《谭东集》。[4]与张清夜同到青城山的张清湖，于陈清觉后主持天师洞，张清夜还主持成都文昌宫与武候祠。

        (2)传入陕西广大地区

        清初武当太子坡道教传入陕西最为显著。按张文主编的《丘处机与龙门洞》载：太子坡道士曾守云，号自悦，系清初龙门派开山祖师。为山东曾子之后，在武当山太子坡入道，传为龙门五房法眷，属龙门派第八代传人……清顺治年间，曾守云由武当山太子坡入住龙门洞。[5]

        据说曾守云擅长斋醮科仪，其吸取龙门洞本山韵并融入《全真正韵》，为一代龙门斋醮大师。一同从武当山太子坡至龙门洞的还有田守存、苗紫霄、黄守善。共称“龙门四公”。曾守云后至龙门景福山，苗紫霄至平凉崆峒山。

        闵智亭大师在《华山高道》一文中谈到：华山西峰白一贯，乾隆年间由武当太子坡到此任主持。北峰刘教斌、贾合录由武当山周府庵到此为主持。南峰在明末为胡真海，由武当山太子坡到此任主持。

        清乾隆二年(1737)，全真道士李永明由湖北武昌到天柱山，先后收徒一百余人。但后来这一支未能在天柱山承传下来。现今天柱山全真派道士的承传，系由清朝中叶武当山太子坡道士王圆吉到天柱山弘道，延续下来的道脉。所以，现今天柱山全真道龙门派道士，尊武当太子坡为其法嗣之源。王圆吉到天柱山后，与其徒吴明慧、张明秀、刘明玉等大力弘道，修复道观，刻印道教典籍二十余种，门人达500多人。王圆吉的弟子又分赴陕西华县莲花山、岐山县钟离坪、五丈塬、宝鸡县钓渭乡烽火台万圣宫、武汉大道观、湖南真武庙等地。王圆吉羽化后，吴明慧(道号道隐子)继其师掌天柱山道教事务，勤奋耕耘，著有道书《度人秘录》、《修炼丹术》等，皈依弟子超过一千人。

        (3)传入其它地区

        雷宏安在《云南道教源流初探》一文中提及：漓江木土司曾派人到武当山学道，请回《玉皇经》和神像，供奉玉龙雪山的岩脚院中。据调查，青海土楼观、甘肃天水玉泉观、张掖城西七十多华里的祁连山西武当、兰州金台观、山西吕梁地区的北武当、贺兰山韮菜沟西南的北武当山、山东的东武当、河南省平顶山的真武观及安徽齐云山、福建漳州独后宫等地的许多道观，都是武当山道士于清初前往开山传宗。据台湾彰化县松柏岭清圣宫资料载，在清康熙年间，武当洪姓道人在福建漳州传道后，东渡台湾，建真武祠以祀，后扩建为宫，供奉玄天上帝。也有记载：明末郑成功习武当拳，到台湾时，已在船中供奉玄帝像，后在台湾建庙祀玄帝像。关于武当道教在明末清初向全国传播，尤其在西南、西北地区的传播。

        [1] 中国道教协会研究室：《道教史资料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1年，第389-393页。

        [2] 清·王常月撰《初真戒律》，四川二仙庵版，第1-3页。

        [3] 同上注。

        [4] 见黄海德、李刚编：《简明道教辞典》，四川大学出版社，1992年。

        [5] 张文主编：《丘处机与龙门洞》，陕西人民出版社，1999年，第250页。